古代的床是坐卧两用的，寝室中的床称寝床，厅堂中的床称坐床

古代的床是坐卧两用的，寝室中的床称寝床，厅堂中的床称坐床

床是供人们睡卧的家具。在古代它是坐卧两用的。《释名》释床为“人所坐卧曰床”即是。安置在寝室中的床称“寝床”，安置在厅堂中的床称“坐床”。人们坐卧饮食均可在床上。床上若配置几案，就可以在床上进食，也可以据床读书、写字、抚琴、弈棋或小憩。杜光庭《虬髯客传》载李靖“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这是通常旅店中的卧床。

张鹫《游仙窟》载张生和崔十娘、崔五嫂在中堂坐床饮酒谈笑，这是设在家庭中堂的坐床。至于大官僚们会食也坐于床上，这是官府廨署的巨型大床。若坐床见宾客则有礼数。通常是位高者正中高坐，位卑者侧旁陪列。若主人与客人同坐一床，则表示地位对等或亲昵。隋代宰相杨素赏识李靖文武才略，曾拍着他的坐床说：“卿终当此坐。”意即鼓励李靖日后当能升到宰相的高位。

武则天时，宰相韦方质有病，告假在家。此时武后家族权势煊赫。武承嗣、武三思等至韦方质府第问疾。韦方质看不惯他们骄横暴贵，“据床不为之礼”。杜甫在成都严武幕府中供职。日，他醉酒登上严武坐床，瞪眼大嚷：“严挺之乃有此儿！”其举止便被当时人视作有失体统的失礼行为。若主人与宾客共床或同榻而坐，则是出于一种礼遇和敬重。

如张嘉贞为益州都督，平常接待僚属，高坐而又倨傲。一日，汉州刺史李择言前来参谒，张嘉贞却“独引同榻坐”，与他讲论政事。这一超格待遇传了出去，人们便对李择言刮目相看，李择言因而名重当时”。又卢齐卿为刺史时，很看重其部属张守珪。一日引他共榻而坐，且对他说：“不十年，子当节度是州，为国重将，愿以子孙托，可僚属相期邪！”这些事例都说明在尊卑相见时，位尊者据床、榻而坐，若引位卑者之同床共榻，则视之为亲近，乃是对位卑者的一种荣宠和礼重，被接待的人也会由此而受宠若惊。

床既有坐卧两用的多功能作用，一些文人雅士也颇喜欢在床上堆书看书。李峤诗“独对一床书”，杜甫诗“摊书满床榻”，即咏此情景。至于床的形制，到了隋唐时期已由前期的低矮而向高大发展。床底下且可以容人。《唐摭言》记载诗人孟浩然一日来见王维，相谈间适逢玄宗突然驾到。孟浩然在慌乱中来不及回避，便弯着身体躲到床下去。再说榻。古人常床榻连称，其实两者亦有不同处。床形制大，榻形制小。它比床长狭低矮些，故亦可称为“小床”。

床置于正寝或大堂上，榻则置于书斋客室内。《释名》：“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这是床与榻的区别。榻通常是用作随便坐卧或留客宿卧的用具。若不用时，也可以悬挂或庋藏起来。东汉时，“徐孺下陈蕃之榻”便成为一个有名的礼贤下士的典故。到了唐代，用榻更加普遍。如唐肃宗，召山人李泌入宫，肃宗与他“寝则对榻，出则联镳”，表示亲昵。床、榻为富贵家庭所有，贫穷卑贱者通常是席地坐卧饮食。《西阳杂俎·盗侠》篇载，京兆兰陵里内一老人，“具酒设席于地，招坊卒令坐”，即为一例。古人坐的姿势皆是以两膝着席，若对人有所敬重，则引身起坐称为“长跪”。

三国时期管宁颇守礼法。他尝坐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恣意箕股而坐，其榻上“当膝之处皆穿”，即是由于跪坐日久而下陷的缘故。到了唐代，人们仍有坐席的古风。肃宗时，敬羽为御史中丞，按劾李遵贪赃枉法，引他坐于小床上。李遵身躯肥大，由于久坐“痹且仆”，欲伸足箕踞而坐。敬羽对他说：“公乃囚，我延公坐，何可慢。李遵久坐不稳，扑倒有三四次之多。除上述床、榻外，隋唐时期的床还有胡床、绳床等。这是一种简便、可以移动携带的床。胡床早期系用于军旅之中，相传自北方游牧民族中传入，故称为“胡床”。若用绳绷扎，则称“绳床”，又因其形制可以转动折叠，故又称“交床”。

名称虽各取一义，实则大体相同。到了隋唐时期，胡床、绳床应用渐广，无论在宫殿还是士大夫家庭中都有设置。如隋代郑善果在厅事办公审案，其母常垂帘坐于胡床察听。绳床也有大有小。大型绳床如唐穆宗便曾在紫宸便殿御大绳床面见百官，讨论立太子之事。小型绳床如王维在书斋中便设有“茶铛、药臼、经案绳床”。有些轻便型的坐床，人们且可以用手举起投掷。如《旧五代史》记梁太祖朱温对其属下诸将发怒时，即以“坐床掷之”。《新五代史》记载此事即称为“胡床”。

坐胡床通常是两脚着地，略同于今日的坐式。这样行之日久，也就逐渐改变了人们过去席地跪坐的姿势。《清异录·陈设》载：胡床交足，能转动，重不数斤。相传为唐明皇行幸时创设此意，当时称“逍遥座”。这种轻便能携带的逍遥座实际上就是椅子了。它是人们从坐胡床改进为坐椅子的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