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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阶段性的发展刍议(二)

发布日期:2019-11-13 10:42:31  编辑: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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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此时净土宗出了两位伟大的祖师,一个就是提倡“禅净共修”的永明延寿;永明本是禅师,因其调合禅净二宗的法执,因此奠定他日后在净土宗的地位。另一位则是被尊为净土七祖的杭州省常大师(九五九-一○二○)。  省常大师七岁出家,十七岁受具足戒,戒行严谨,精通《大乘起信论》,修习天台止观法门。宋太宗淳化年间(九九○-九九四),因仰慕庐山远公遗风,于杭州西湖昭庆寺结社专修净业,号“白莲社”,后改为“净行社”,五代后唐的宰相王旦为社首,公卿文士预其会者,皆投诗颂,自称“净行弟子”。大师又以栴檀香木刻无量寿佛像,集众誓曰:“我与一千大众、八十比丘,始从今日,发菩提心,穷未来际,行菩萨行,愿尽此报身,以生安养。”往昔庐山莲社的盛况,于焉再现。  省常大师之后,再传莲池、蕅益、截流、省庵、彻悟、印光等诸师,他们都因光大净宗而被尊为净土祖师。  除此,宋朝时期修学净土法门的,并不限于净土宗的人士,例如:中兴天台的知礼“结社万人,誓取往生”;同为天台的另一要人遵式,立“晨朝十念法”;编纂净土宗文献《乐邦五类》和《乐邦遗稿》的宗晓(一一五一-一二一四),也是天台宗人。  此时不但天台宗的祖庭宛如净土道场,即以禅宗本身,如五祖门下的弟子法持(六三五-七○二)、智诜(五三九-六一八)、宣什(生卒年不详),以及智诜系统的处寂(六四八-七三四)、无相(六四八-七六二)、无住(七一四-七七四),惠能门下的南阳慧忠国师(?-七七五)等人,都是“禅净一如”的行者。及至宋朝,临济宗的死心悟新(一○四四-一一一五)、北涧居简(一一六四-一二四六);曹洞宗的真歇清了(一○八九-一一五一)等人,也都主张参禅亦得念佛。可以说,一时之间整个禅界似有被念佛席卷之势。甚至天台宗僧志磐著《佛祖统纪》,将宋代僧侣七十五人列入《往生高僧传》,几乎囊括了当时各宗所有代表人物。所谓“千经万论,导归极乐”,乃至元照律师作偈“听教参禅逐外寻,未尝回首一沉吟,眼光将落前途暗,始信平生错用心”(郭朋《宋元佛教》),都能说明当时的净宗已非单一的宗派,而是各宗各派所共信、共宗了。  由于各宗各派僧人归心净土,而使净宗达于顶盛时期,也因此导致禅净互相争取主流地位的情形就更为白热化了。  首先,禅门倡导离语言文字,不著一法,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亦即提倡成佛作祖,或求开悟,应不执外修、不假外求,而以般若智慧,觉知自心真性即可达到目的。《坛经?机缘品》说:“汝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  在禅宗的行者认为,佛性本具,无须依靠名言教相及念佛修忏,即可悟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之境,因此讥嘲净土宗是靠“他力”的佛教,是属于老公公、老婆婆等人所修行的“钝渐法门”,不似禅宗的一超直入之“顿悟法门”为高。如《永嘉证道歌》说:“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  因为禅宗主张扬眉瞬目、搬柴运水,都是禅法;《六祖坛经》更提出质疑:“此土念佛,求生西方;西方念佛,欲生何处?”因此我国初期禅宗的寺院,都只有法堂和僧舍,而无佛殿(见《禅宗全书》);禅宗大德更有“闻念佛声,饬人以水洗禅堂”,“念佛一句,漱口三日”之说。甚至有“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以及“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等嘲讽净土之语(见《景德传灯录》),让净土行者深深不以为然,所以也引起净土人士对禅宗提出反击。例如慈愍大师撰文,批评禅林空腹高心,执理废事(见《佛祖统记》);认为禅宗的修行者狂妄傲慢,诃佛骂祖,偏见执著,没有宗教情操。又说禅者的修行容易走火入魔,不如净土三根普被、广大易行(见《净土全书》);支持净土的行人,赞美念佛可以带业往生、一生成就(印光大师语)。于是禅净互相诋毁,互相批评,彼此势如水火,更加互不相容了。  其实,禅宗既然认为搬柴运水、扬眉瞬目都是禅,为什么念佛就不是禅呢?禅门说参禅时讲究心要定于一境,而净土宗如《阿弥陀经》说,念佛要一心不乱,这不就是禅的定境吗?心定于阿弥陀佛,以此为所缘境,有何不可?为何要批评呢?所以任何佛法都是佛法,都应互相包容,不要排斥,排斥则如过去的君主独裁,一心想要打倒别人,如果别人都被打倒了,到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人,既没有饭吃,也没有衣穿、没有日用,又如何生存呢?所以禅门排斥念佛应该是不当的,念佛的人不容禅者也是不对的,禅净应该彼此相互融摄;禅净皆为我佛金口所宣、同源所流,有此认识,才合乎佛法的精神。  所幸在此一时期,禅净互相争取主流地位的时候,永明延寿禅师(九○四-九七五)对禅净都深有体会,故而出来调和,他倡导禅净共修,不但撰著《万善同归集》,阐明见性成佛,亦得诵经,并且广作万善行门;尤其他作〈参禅念佛四料简﹀偈,曰:“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世作佛祖。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见《净土指归》)以标明“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是最理想的修行方式。此即永明大师“禅净共修”的具体念佛思想,也是他平生的一贯行持。  宋永明大师提倡“禅净共修”的风气,尤其《宗镜录》调和禅教学律的贡献,排除当时禅宗唯尚坐禅,而以义学为“著相”的偏见。后世诸大禅家,如天衣义怀(九八九-一○六○)著《劝修净士说》,直陈“若言无净土,则违佛语”;相国寺慧林禅刹第一祖慧林宗本(一○二○-一○九九),晚年住平江灵光寺,闭门修禅,专力净业,他们都主张定观念佛、禅修念佛等。  其实,星云在大陆参学时期,于栖霞或焦山,每年打七皆“禅净共修”;星云来台后,约百次以上的禅七,也都是“禅净共修”,参与的信徒每次都不下千人,大家都是禅悦法喜,欢喜踊跃,所以当时就提出“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共修”的主张,尤其认定未来推动“人间佛教”,当以实践“禅净共修”为要务。  总之,佛法本是一体的,纵有层次上的不同,也是“归元无二路”,何必贬此褒彼呢?再说,禅门既然走寺院的路线,重在僧众行者的修持;净土念佛法门则是走上社会民间,重在信众的修持,本来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彼此各行其道才是,或者百川流归大海,同一水性,却因中国人总是好划分立场,彼此好作争论,比较来比较去,多所饶舌,因此才引出许多无谓的纷争与是非。 在佛经中有一个譬喻,师兄弟二人因为师父腿患风湿,每天分别为师父按摩双腿,因为彼此敌对,互相打断对方所按摩的腿,最后受伤害的是师父。禅净互相排斥,不但有违佛门广大、佛心无所不包的胸怀,而且正如“师父的腿”,最后受伤害的,还是佛教本身。  所以,若说禅是一朵花,其实净土也是一朵花,“二花并艳”不是很好吗?“二花争艳”,皆为第一,何必互比高下?彼此相争,最后只有两败俱伤,此实不智之举也!  ↑  四、宫廷密教时期(元明皇朝时期)  密教,是相对于显教而言,世俗又称密教为喇嘛教。  密教经典最早是在三国时期传入中国内地,有支谦译的《无量门微密持经》等经典;西晋时,又有《大灌顶经》等密教经典的译出。但是,直到唐朝,密教才经由“开元三大士”善无畏(天竺人)、金刚智(天竺人)、不空(师子国人)的提倡,而使密宗的灌顶传法及各种仪规,如禳灾、祈福、求雨、治病、降伏鬼魅、护摩等,受到皇朝的重视,盛行一时,并且由信奉道教以求长生不老的唐玄宗之支持,蔚然成宗。  唐朝的帝王,如唐太宗晚年,仿效秦始皇、汉武帝,希望求得长生不老之法;及至后世的高宗、玄宗等诸多帝王,也因受长生之术的诱惑,而与密教结下不解之缘。  到了元朝,蒙古人成吉思汗希图统辖西藏,因此以喇嘛教为国教,许多喇嘛受到帝王的尊仰,如元世祖忽必烈礼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成为中央统治的官员,统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的事务,中国广大显宗的僧侣,受到严重的压制。及至明代,一样尊崇喇嘛,朝庭封有八大法王;乃至清朝时期,西藏四大政教领袖:达*、班禅、哲布尊丹巴及章嘉胡图克图,再受清朝敕封。这段时期,密教与帝王、宫庭的密切关系,形成中国佛教史上特殊的“宫庭密教时期”。  根据《元史?释老篇》记载:“释老之教行于中国,已有千数百年,然其盛衰系于时君之好恶,如佛之于晋、宋、梁、陈,如黄老之于汉、魏、唐、宋,其效可观。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清代历史家赵翼在《考史杂录》〈陔余丛考〉卷十八“元时崇奉教滥”一节中提到,“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元朝喇嘛教盛行情况可见一般。  元朝崇敬喇嘛教,始自第一代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他在“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外,并曾在太庙落成时,亲自与全国四万僧侣举行戒会七天,从此定为永式;此外,他向群臣宣布:“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见《佛祖统纪》卷四十八)  元朝著名的喇嘛,首推八思巴。忽必烈在元宪宗在位时,曾率兵进入西藏,见到七岁的八思巴纵横说法,辩才无碍。及位后,礼八思巴为国师,并“受以玉印,任中原法王,统开下教门。”元世祖接受八思巴的灌顶仪式,并受持戒法。至元六年时(一二六九)世祖又命八思巴为蒙古制造文字,称为“八思巴文”,后封他为“大*法王”,对蒙古文化的影响深远。  元朝国祚九十八年,十一位皇帝全都礼拜喇嘛为国师、帝师。每一位皇帝即位之前,均需经过拜师受戒仪式,方得登基为帝。在《辍耕录》卷二即记载著:“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译语之‘囊达’,实此国俗然也。”  忽必烈至元十七年(一二八○)八思巴圆寂,元世祖下诏:“自是,每帝师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嗣,终元世无改焉。”(见《蒙古源流笺证》卷六)于是继之有“亦邻真”、“答儿麻八剌乞列”、“亦摄思连真”等多人受封为国师(见《新元史》,释老传)。国师的迎立,必需先遣大臣颁珠字诏,仪式隆重,如同元首。  此外,胆巴受八思巴推荐入朝,号为金刚上师,圆寂后进号“帝师”;阿鲁浑萨理是维吾尔人,从八思巴学习,亦精通其他民族语言及汉文经史百家,曾官拜集贤学士及平章政事;沙罗巴,西域人,小时即礼八思巴为剃度师,精通藏文,并且担任八思巴及元世祖之间翻译;达益巴,亲近八思巴十三年学习,元武宗即位时,曾受召进朝问法,圆寂后,谥号为“祐圣国师”;迦鲁纳答思是维吾尔族人,通达佛理及各民族语言,元世祖命他跟从八思巴学习佛法及藏文,曾用维吾尔文翻译梵文和藏文经论;必兰纳识里,维吾尔族学者,精通佛教三藏及诸国语言,至顺二年(西元一三三一年)受封为“国师”。  国师的地位尊荣,不仅帝后、太子受教,大臣也会相继前往受戒。除了封国师外,喇嘛优异而受朝廷赐封勋爵者,亦达十余人,如教瓦班受封“翰林丞旨左丞相知枢密院事”、从吉祥受封“荣禄大夫司加禄大夫司徒”等(见《元史》〈本纪〉二十九、三十三、三十五)。  当时辅佐帝王朝政者有宰相耶律楚材,僧人刘秉忠等。据《元史》卷一四六载:“楚材自幼聪敏好学,涉猎群书,天文、地理、术数、律历、释老、医卜之术等无一不通。楚材二十七岁时,太祖成吉思汗攻袭金都燕京,风闻楚材名声,召来陪侍左右,做政治顾问,礼遇有加。其后成吉思汗讨伐西域,每有楚材参划,屡次上谏而使太祖终有大成。”  在《翰林学士王磐碑铭文》则详细记载刘秉忠的事迹,说他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名僧侣。世祖即位,从朝仪官制创订到元号更新,悉依其草案,厘订社稷大计。刘秉忠虽位居人臣,仍斋居素食,未忽僧行,并且以天下为己任,贡献元朝发展。最重要的是,刘秉忠将中国佛教灌输到异族帝王心中,汉族受惠无计,带给国家社会影响很大。  元朝宫廷相当重视佛事,如大婚、出行,无不受戒;或者启建法会,法会内容相当多,例如《元史》〈本纪〉二十九记载:泰定元年二月,修西番佛事于寿安寺;同卷又载:昭献元圣皇后忌,白修佛事,饭僧百万人。《元史》〈本纪〉十五提到:命思麻等七百余人作佛事于玉塔殿、寝殿、万寿山护国仁王寺四十五会等等。其它如祈雨、祈风、止雨、镇雷、荣星、修疫、超度等,也都是元朝宫廷中常作的佛事。甚至,如元世祖、元裕宗、元仁宗、元成宗之后等,往生后,皆奉祀在喇嘛寺中。诸帝的谥号更以梵、藏文取名,以表示聪明、吉祥等意义。  整个元朝由朝廷兴建的佛寺达千五百所,如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城南寺、兴教寺、大崇国寺、大崇恩福元寺等等。根据《元史》各本纪中记载,当代由大内召宣所刊行的藏经多种,如元世祖刊大藏三十六藏;成宗刊河西吐蕃两体字藏经;仁宗命杭州刊经八藏;文宗命江浙刊经二十七藏,以泥金写经规模宏伟,空前盛况;其它还有金字藏经、梵文维摩经、西番字藏经、畏兀字无量寿佛经一千部等;其中以元世祖召集汉藏大德僧人编辑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最为著名,是研究西藏经典与汉译经典比较研究的重要文献。 到了明朝,喇嘛仍然受到相当的尊重。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曾经出家为汉僧,他深知元代因为崇尚喇嘛教,因此衍生出诸多的流弊,例如供养糜费,国库亏空等,但是他为了怀柔蒙古、西藏地区,还是一样给予喇嘛诸多的殊遇。  另一方面,由于朱元璋自己曾经当过和尚,他深知宗教凝聚群众的力量,所以为了强化对宗教的管理,一直想方设法,务要切断佛教与民众的连系。只是尽管他废除喇嘛教在内地中央的特权,最终还是没有削弱喇嘛教在汉地的重要地位。他不仅设西宁僧纲司,任喇嘛三刺为都纲,甚至在甘肃河州设置番汉二僧纲司,任用西藏僧人为僧官。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元朝帝师喃迦巴藏卜入朝,明太祖封“炽盛佛宝国师”;七年,八思巴的后代公哥列思八纳思监藏班藏卜入朝,亦被加封“国师”称号。  明成祖即位后,对喇嘛更加尊重。永乐元年(一四○三)曾派遣中官侯显进入西藏,迎请哈立麻喇嘛至南京,除了亲自前往慰问外,封他为“大*法王”,并且请他在南京灵谷寺启建法会;此外,当时在西藏弘法的宗喀巴派他的首座弟子释迦智到中土来,明成祖即封他为“大慈法王”,后来释迦智还当了永乐、宣德两代国师。  根据《明史会要》的记载,明成祖永乐时代所封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及十八灌顶国师。  后来的宪宗、孝宗、武宗三代,也都相当敬崇喇嘛,东来中土的西藏喇嘛,多给予“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的尊称。  因为元明王朝一直崇拜喇嘛,汉传各大乘宗派至此黯然失色,并且渐趋没落。直到清朝,大抵承袭明朝,连僧官的职别名称,都和明代相同(见《大清会典》卷七十一)。清皇室相当崇敬喇嘛教,顺治九年时(一六五二)达*五世应世祖之邀入京,受朝廷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鄂济达*喇嘛”,这也是西藏黄教取得中国政府认同之始,而成为正式的法王地位。  此外,《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康熙三十二年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大喇嘛,于喀尔喀建库伦,广敷黄教。”自此至乾隆年间,哲布尊丹巴都受到清朝朝廷的重视和礼遇。  最著名的是雍正捐舍自己位在北京紫禁城内潜邸,设成喇嘛教本山的雍和宫,以表示对佛教的尊敬。  世宗雍正曾自号圆明居士,收辑古德禅语成为《御选语录》十九卷,世祖喜受参禅,并且以禅门宗匠自居。他曾召请憨璞性聪、玉林通琇及木陈道忞等禅师先后入京说法。另外还曾选点一千五百位僧人从玉林通琇受戒,并尊为国师,以表示他对汉人佛教的贡献。(见《普济玉林国师语录年谱》)  此外,世宗也从章嘉活佛学禅,并言自己在禅方面的造诣多得力于章嘉,他曾赞叹章嘉是“乃真再来人,度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见《御选语录卷十八》)后又称赞他是“秉质灵异,符验显然;且其教法流行,徒众日广。”  乾隆四十四年时(一七七九),第六世班禅抵达北京,自乾隆皇帝起,归依班禅为师,亲受佛教教义,宫中大臣、后妃、嫔妾、太监等,无不敬班禅如佛。  虽然从元到明清,朝廷崇佛如仪,遗憾的是,历代的喇嘛并未真正在佛法上引导帝王治国之道,只是一味地以密法来迎合帝王富贵欢乐的美梦,以致帝王被世间声色之娱所迷,朝纲不振,国势积弱,诚所谓“因地不正,果遭迂曲”。帝王信佛的出发心不正,本身之因已偏;帝师喇嘛又未能施之以佛法善缘,其它汉传宗派亦未能受到重视,难怪元朝历任皇帝的政权短暂,国祚不长,自是意料中事,又何足为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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