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玄奘取经与唐代佛教

历史文化：玄奘取经与唐代佛教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相传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中期，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李世民子乔答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所创。关于佛教传人中国内地的其余的具体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位于洛阳东郊的白马寺为佛教传人中国后修建的第一座寺院，相传建于东汉永平十年(68年)，根据蔡愔、秦景二人去西城求取佛经，用白马驮经迎回洛阳，以白马命名。

经过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四五百年的发展，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佛教寺院广为建造，佛经翻译与研究日渐发达，并逐渐融入到中国哲学等文化领城中，南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其表现除了封建政府支持、佛寺与从教人员显着增加、佛教地位越来越突出等因素外，还主要表现为：佛教宗派逐渐增多，佛经翻译日益成熟，佛教的中国化倾向也越来越显著。到宋明时期，儒、道、释三家逐渐合流，佛教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隋唐佛教发展过程中，玄奘(602~664)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偃师缑氏镇)人，俗称唐僧，又被尊称为三藏法师。是一位杰出的佛教学者、旅行家和翻译家。隋炀帝大业末年，玄奘13岁时，到洛阳净土寺剃度为僧。17岁起，他开始遍游四川、荆州、河北、长安等地，访求国内名师，遍读佛教经典。被称为佛门千里驹。他在游历过程中，深感佛学界对佛经教义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便下决心赴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时称天竺)去，求取真经，阐清众疑。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一说贞观三年)，玄奘从长安出发，西出玉门关，穿越了新疆大沙漠，翻越大雪山，经西域、中亚诸国，最后到达印度西北部。当时的印度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部，小国林立。

玄奘在印度求学十几年，足迹遍及五印度，但主要是在印度最大最有名的学府那烂陀寺(今印度比哈尔邦伽雅城西北)求学。那烂陀寺位于中印度的摩揭陀国，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成道的地方。玄类就投在寺院住持也是当时印度最着名的佛学家戒贤大师的门下。玄奘在那里主要学习佛教大乘学说，兼学婆罗门经和印度梵语。他钻研了几乎所有的佛教经，典，获得了高超的学识。

贞观十六年(642年)，当时势力最强的乌装王朝戒日王召见玄奘，并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巴雷利城)为玄奘举行一场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参加的有印度十八国的国王和有学识的佛教徒、婆罗门教徒等6000多人，玄奘以论主资格主讲佛学理论，并且把所着《破恶见论)等两部书按照印度习惯挂在会场的门口，让所有的人提任何问题。大会开了十八天，全印度数千高僧竟无一人能破解玄奘的理论。从此，玄奘名扬印度，获得“大乘天”、“解脱天”之誉。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谢绝了印度戒日王等的挽留，回到长安，受到了唐朝官员和百姓的热烈欢迎，唐太宗李世民在洛阳接见了玄奘。玄奘回国，带回如来舍利(佛骨)150粒，不同质地的佛像八座，梵文佛经657部。之后，玄奘谢绝了唐太宗要其还俗做官的要求，请求专心从事佛经翻译事业。玄奘要求太宗允许他住少林寺，能专心翻译佛经，然而太宗没有答应他。李世民要他仍回长安，以便随时向他请教。玄奘回到长安后，先是住在宏福寺，后移居慈恩寺，集中精力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他不仅精通汉文，而且精通梵文，克服了原来佛经翻译者的只攻其一的弊端，所以他译出的佛经既忠于原文，又文字流畅优美，完全符合现代译文的信、达、雅的要求。

从645年到玄奘逝世的664年的19年里，玄奘及其弟子们在慈恩寺一共译经75部，达1335卷、1300多万字。在译经过程中，玄还根据记录和回忆，把这次游历所经过的：印度各地的风土、人情、物产、信仰和历史传说等撰写成《大唐西域记》12卷，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印度半岛等国的历史、地理和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玄奘还按照唐太宗的旨令，把我国老子的《道德经》由汉文译为梵文，传到印度。至今仍然屹立在西安慈恩寺里的大雁塔就是当年玄奘为贮藏从印度取回的经像而建，已经成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佛学家的不朽丰碑。不仅如此，他西行取经的事迹，还在民间广泛流传，变成了神话传说和许多文学作品，着名的比如元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和明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等。玄奘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