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明王经》文本的形成与密教化——任曜新、杨富学

《孔雀明王经》为“五护秘经”之一，因其“有大神力，求者皆验。五天之地、南海十洲及北方土货罗等二十余国，无问道俗、大乘小乘，皆共尊敬，读诵求请，咸蒙福利，交报不虚。”[1]P459b故而为民众笃信至今，现有梵、汉、藏、西夏、日、尼泊尔等多种文本存世。

一

《孔雀明王经》之梵本原文，先由俄国学者奥登堡（S.Oldenburg）刊载于《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纪要》中，附于彼得罗夫斯基（N.Petrovski）所辑《梵文疏勒文钞本残卷》一文之后。因为该残卷经奥登堡断定为《大孔雀经》，故附以梵本《大孔雀经》。此外，于1890年库车发现、现藏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的鲍威尔写本中数页，经奥登堡研究，知为《大孔雀王咒经》的一部分。随后，塞西尔·本达尔（CecilBendall）也在与英籍德裔印度学家霍恩勒（A.F.RudolfHoernle）的通信中表达此观点。1907年，渡边海旭博士撰文指出，鲍威尔写本第六和第七部分系《孔雀王咒经》之一部分。[2]P261-266后经霍恩勒研究，推定鲍威尔写本的年代为4世纪左右，且其中保存的《孔雀明王经》文本年代更早。[3]P79-96职是之故，可将鲍威尔写本中保存的《孔雀明王经》推定为该经目前已知最古的梵语文本。

《孔雀明王经》传入我国的时间较早，现存有6部汉译本。

1、东晋帛尸梨密多罗译《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1卷，高丽藏佚译者名，元藏、明藏题帛尸梨密多罗译。释藏中尚存两本，实则为一，只是其中一本译文较长而已。高丽藏中两本皆名《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元藏明藏一名《佛说大孔雀王咒经》，一名《佛说大孔雀王杂神咒经》。

2、失译者名《大金色孔雀王咒经》1卷（今附秦录）。

3、后秦龟兹鸠摩罗什译《孔雀王咒经》1卷，文末译有孔雀王咒场。

4、南朝梁僧伽婆罗于516年译《孔雀王咒经》2卷，为此经的首次全文翻译。

5、唐义净于705年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3卷，附有《坛场画像法式》。

6、唐不空译《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经》3卷，附有《佛说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1卷。

比较以上6个本子就会发现，前3者显示了该经更原始的形式，而后3者则明显有较大扩充。

藏文译本可知者有二，其一为北京版，崇祝寺天清番经局本，[4]P181存《甘珠尔藏》中，乃直译梵文原名。[5]P6其二为纳塘版，二种字句相差甚少。西夏文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6]P736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佛典中，也有《孔雀明王经》写本。除上述诸本外，还有日本法藏馆藏11世纪梵文贝叶本；巴黎国立图书馆1749年的梵文抄本；巴黎亚洲学会藏抄本，此本不详其年代，应为近代本；英国所藏《五护》抄本，剑桥有9本，分属11世纪至17世纪；伦敦大英博物院有3本，一本为11世纪本，二本为16世纪本；伦敦亚洲学会有2本，其一为1767年本，其二年代更为古老。[5]P7此外，敦煌遗书中已知有3件，分别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散120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为义净译本）、散726号（现藏于日本大谷大学，为鸠摩罗什译本）和法藏P2368（不空译本）。

二

《孔雀明王经》咒语晦涩，佛、药叉、龙王、大仙、众生主等名号繁复，而且本子众多，此为其显著特点，学术界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诸本内容校释。对《孔雀明王经》的研究，应首推唐代不空所撰《唐梵相对孔雀经》，惜现已失传。20世纪30年代，王静如曾撰文从经名翻译、经中所称诸王名的数目和译名、经文的组织和翻译用诸词等4个方面，对梵汉藏夏本进行校释，考订出西夏本《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是译自藏文本。[4]P181随后，他又对西夏本经中众神名号如龙王、大仙、众生主等，详加译释，并校以梵、藏、汉诸本。不仅进一步佐证西夏本译自藏本之论，且“得各本名号异同之大凡，订众译之失”。[7]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域、敦煌等地考古工作的展开，大量古代写本得以重新问世，《孔雀明王经》梵文写本即其一。奥登堡、渡边海旭、霍恩勒等学者都注目于此。在对梵文古本翻译转写的基础上，通过与汉文《孔雀明王经》的比对，以确定写本内容。随后，列维（SylvainLévi）对该经梵文本中关于“诸法药叉名录”进行深入研究，指出：“梵文撰述之中，地名之丰富，无逾此经也。”因此撰《大孔雀经药叉名录舆地考》一书，以梵本为基础，校以藏汉诸本，对经中涉及的药叉名录和地名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充分揭示了《孔雀明王经》在保留印度历史地理方面的巨大价值。[5]

日本对《孔雀明王经》的研究有据可查的是僧人灵云，曾于1868年对勘不空本、义净本而撰《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异同》。此本已为日本释藏（应指明治本）所录。由于日本孔雀明王信仰的发达，因此日本十分注重对《孔雀明王经》的注疏研究，可看到的就有《孔雀经音义》、《孔雀经开题》、《孔雀经并仁王经法》、《孔雀明王小供养法》、《孔雀明王法》、《孔雀经转读作法》、《孔雀明王经读诵作法》、《孔雀经结愿作法》、《孔雀经御读发愿》、《孔雀经御修法日记》、《孔雀经法日记》等10余种[8]。但上述学者专家对《孔雀明王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语言翻译、校释、注疏、龙王大仙等诸神名号、药叉名录及地舆考等方面，对《孔雀明王经》文本内容本身的研究却极少关注。

近期，又有王惠民关注《孔雀明王经》在敦煌、大足等地的流传，侧重于从敦煌和大足的孔雀明王像看《孔雀明王经》在这些地区的流行，以及反映的五代、宋时期中国密教的发展。虽然也提到《孔雀明王经》的产生，但只是认为“与孔雀形貌美丽华贵、古代印度咒法盛行有关，也许还与孔雀明王本生故事有些联系，”[8]并没有从《孔雀明王经》的文本来源、形成角度进行研究。

实际上，因为鲍威尔写本中保留有年代极为古老的《孔雀明王经》文本，且此经有从东晋到唐，即由4世纪到8世纪的先后6个不同汉译文本存在，因此，通过对《孔雀明王经》不同时代的文本内容进行比对考察，可以看出现存《孔雀明王经》的文本是由一个最早的非常小的核心不断扩展来的，我们能从现存的不同文本中看到这个扩展的过程，并且此文本扩展过程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佛教从最初采用咒术密法到逐渐发展成为理论体系完善、仪轨完备的有组织的密教，从杂密发展到纯密的密教发展史的一个具体、直观的切入点。

三

《孔雀明王经》主要讲述的是比丘莎底出家未久，为蛇所咬，阿难陀见他痛苦，疾往佛所，佛告阿难陀，孔雀明王大陀罗尼有大威力，能灭诸毒。佛说此咒之后，乃历数诸种神道不能恼害持此咒者。所说诸神，名称之众，可称佛教神团的一次大集合。佛还告阿难陀说，昔有金曜孔雀王居于雪山，诵咒自护。因一时忘诵大孔雀王咒，遂与众多孔雀婇女游戏山林，被怨家捕获。被缚之时，复诵此咒，遂得解脱。

对比《孔雀明王经》的不同文本，从年代最古老的鲍威尔写本的《孔雀王咒经》本到唐不空本，内容逐步丰富，有大的扩展，系由最初的较小核心而逐步扩展的痕迹依稀可辨。核心文本由两个故事元素组成：其一，比丘被蛇咬的故事，即被蛇咬的比丘通过使用大孔雀王咒得救；其二，孔雀王故事，解释了此咒是如何在佛本生即孔雀王时最初使用。“前一个是鲍威尔写本第六部分的内容，后一个正好是鲍威尔写本第七部分的内容”。[9]241

先看比丘被蛇咬的故事。年代当非常古老，在巴利文藏经律藏《小品》（第五《小事犍度》之《诵品一及诵品二》之六《对蛇之护咒》部分，有其较早的简短故事形式：

尔时，有比丘被蛇咬死。诸比丘以此事白世尊，世尊曰：“诸比丘！彼比丘未以慈心编满四类蛇王族。诸比丘！若彼比丘以慈心遍满四类蛇王族者，诸比丘！彼比丘不致被蛇咬死。何等是四类蛇王族耶？毗楼罗阿叉蛇王族、伊罗漫蛇王族、舍婆子蛇王族、瞿昙冥蛇王族也。诸比丘！彼比丘必未以慈心遍满此四类蛇王族也。诸比丘！彼比丘若以慈心遍满此四类蛇王族者，彼比丘不致被蛇咬死也。诸比丘！以慈心遍满四类蛇王族者，为自守、自护而许诵自护咒。诸比丘！行此者，应如是为：

慈爱毗楼罗，慈爱伊罗漫，慈爱舍婆子，慈爱瞿昙冥，慈爱无足者，慈爱二足者，慈爱四足者，慈爱多足者，无足者勿害我，二足者勿害我，四足者勿害我，多足者勿害我，一切有情生类，一切之生类者，一切皆遇善美，少分恶勿前来。

佛无量，法无量，僧无量，匍行者（爬虫类）：蛇蝎、百足、蜘蛛、蜥蜴、鼠有量也。我自护，我诵护咒，生者还去！我归命世尊，归命七等正觉者。诸比丘！许将血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