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城金藏》原件
价值连城的《赵城金藏》
佛教发轫于古天竺，但在全世界的佛教典籍中，只有汉译本保存得最多。这些汉文佛教典籍，既是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汇编而成的丛书的总名，也是一部百科式的佛教全书，它收集广博，既是佛书，也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领域，包罗宏富，对中国和世界文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佛教典籍的译介展开的，汉译佛典绝大部分是在东汉到隋唐时期翻译的。随着译经和著述的增加，约在公元二世纪，学者即开始了汉译佛经的收集和目录整理，也刺激了雕版印刷术的创造发明和完善。北宋开宝年间，我国第一部木刻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在成都雕刻完毕。它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第一次采用千字文的编次顺序，共480帙5048卷，卷轴式装帧。这部佛教大藏经，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庞大的一部丛书。 宋、辽、金、元、明、清以来，各朝官方和民间均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进行大藏经的编辑和雕印。计官刻本七藏，私刻本十藏，国外汉文刻本还有高丽一藏，日本的七藏。我国现存各版大藏经中，属于未经传世的孤本，有石刻本的《房山云居寺石经》，木刻本的《契丹藏》《赵城金藏》《元官藏》《洪武南藏》，以及《武林藏》和《万历藏》等七种版本，其中有三个版本残存印本未超过40卷。 《赵城金藏》，是当今大藏善本中卷帧最多，也是世界上仅存的一部。它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并有部分辽藏复刻本和辽藏坊刻本，装帧也同是卷轴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保留了开宝蜀刻本的许多特点。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以稀世孤本《赵城金藏》为底本，按《赵城金藏》千字文编次的目录体系影印，重编《中华大藏经》，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赵城金藏》印刷清晰，字体劲拔，每卷首均有精美的佛陀说法图，作为我国印刷史上的珍贵标本，是研究我国刻经史和版本史的珍贵资料，是印刷发展史上的一座了不起的宝库，在中国版本目录学和雕版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赵城金藏》发现与刻制经过
1931年，朱庆谰等人在西安开元和卧龙两寺发现世所罕见的南宋《碛砂藏》，便把它运到上海影印流通。由朱庆谰、叶恭绰、蒋维乔、范成和尚发起组织了“影印碛砂藏委员会”。其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常务理事范成和尚，为寻《碛砂藏》的缺本曾到各地去访求古经。 1933年春，在西安，范成和尚偶遇从山西五台山朝拜而来的一位老头陀。老头陀说：“晋省赵城县太行山广胜寺，有四大橱古版藏经，卷轴式装订。”闻此消息，欣喜若狂的范成和尚立时登程前往，在山西广胜寺意外地发现了《赵城金藏》，成为一时甚为轰动的事件。 此间，范成和尚还走村串户，从附近农村寻访收回已散失在民间的300余轴散卷。 1934年10月，南京某学院的学者的蒋唯心，前往广胜寺校验。蒋氏抵潼关黄河渡口时，正遇大风，他冒险登舟舍命强渡，不幸失足落水，耳目皆着泥沙，从此落得眼疾。在广胜寺，他忍着眼疾披阅经文，连续工作40天，写成《金藏雕印始末考》，1934年12月发表于南京《国风杂志》第5卷12号上。1935年1月，又有南京某学院印了单行本。蒋文考证“严谨详审”，“思想入微，搜剔得间”，对《赵城金藏》的历史价值做了正确评估，至今仍是这方面最具有权威的论述。 据蒋唯心考证，《赵城金藏》系金代民间劝募，在山西解州（运城西南）静林山天宁寺刻成。发起人为潞州（长治）崔法珍，相传她毅然断臂募缘刻经，感动得许多佛教信徒纷纷捐赀协助。施主始终以村民为主体，施钱、施骡、施树、施布，倾其所有，甚至“有破产鬻儿应之者”，劝募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大约在金熙宗皇统九年前后，于天宁寺组成“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到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完工，历时约30年。《赵城金藏》全藏共682帙，千字文始“天”终“几”，总约7000卷（蒋唯心考证时已有佚失，尚存4957卷）。金藏刻成后，崔法珍于大定十八年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授比丘尼戒。三年后，崔又将经版送到燕京印刷流通。 1935年，部分《赵城金藏》曾借到北平展览。“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与“北平三时学会”从中挑选出宋元明清各大藏所无的孤本经籍，共46种249卷，作方册本共120册影印发行，题为《宋藏遗珍》。 当时，胡适先生曾评述：“赵城广胜寺发现古刻藏经卷子本五千多卷，最早为金皇统九年，最晚为大定十三年，这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一大批金刻的藏经里面有许多宋元明清各藏都没有收的文件。” 闻讯，国内外学术界、宗教界，异常重视这部“天壤间的孤本秘笈”。日本宗教界称，《赵城金藏》与《碛砂藏》是中国佛教的两大最重要的发现。日本办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曾经派人到赵城考察过，欲出重金购买《赵城金藏》，遭到爱国僧人理所当然的拒绝。
八路军护卫《赵城金藏》
1937年初，力空法师接任明澈上人（1937年2月圆寂），成为广胜寺住持。 1937年的“七七事变”，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雁北沦陷后，蒋介石要第14军驻防晋南，军长李默庵在赵城乡绅张奇玉家中约见力空和尚，提出，部队撤退时要带走《赵城金藏》。力空召集赵城僧俗与之力争，未能运走。回寺后，他们马上将弥勒殿橱中藏经吊送到飞虹塔上封存。1938年农历正月初八，阎锡山特使，八十三师师长冯钦哉自临汾来，也要这部藏经。力空以“经已经固封在塔的顶层，留此则万无一失，搬运既不容易，更难保险安全”为由，回绝了对方。 1942年初春，驻晋南日军企图劫走这部藏经。中共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获悉穆彬（二地委敌工部长，受组织派遣潜入临汾日寇69师团任情报班长）提供的这一情报后，意识到这是一场保卫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斗争，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先敌之手将藏经抢运回来。考虑事关宗教政策，涉及抗日统一战线大问题，他立即请示区党委书记安子文。上报延安得到中央批准后，史健做了周密布置，将任务交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等执行。李溪林与赵城县游击大队长徐生芳，先赴广胜寺做通力空和尚的工作。地委机关的同志与军分区基干营，于2月中下旬日军占领道觉村的前3天，夜入敌包围的广胜寺，虎口夺经。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王万荣等登上飞虹塔二层，从空心坐佛基座里取出经卷。教导员刘德裕率领赵城县大队和洪洞县大队担任警戒掩护。在赵城二区书记卫继瑞组织驴驮民工的接应下，人背马驮，各单位密切配合，经石门峪上山，将近5000卷经卷运抵亢驿的地委机关。当时，为迷惑敌人，他们还声东击西，佯说要打井沟子，转移敌视线。阻敌掩运过程中，与敌交火，伤亡了几个战士，血染经卷。 据张天珩回忆，在残酷“反扫荡”期间，本不起眼也不是重点热点的一则“抢经”消息，却引起史健的高度警觉，大家十分钦佩史健的慧眼识宝和远见卓识，于每天你死我活、生死未卜的浴血奋战中，还能有文物保护的意识和眼光，十分难能可贵。 “五一”反扫荡中，因没抢到经卷而恼羞成怒的日军，剑指《赵城金藏》，目标明确，直奔亢驿村，经卷危在旦夕。史健果断决定带经转移，决不给敌人留下可乘之机。 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实施之难超乎预想。出发前史健说：“保护好经卷是一件大事，每个人都要背几卷经。”他还宣布了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党纪处分。” 带经转移过程中，大家每个人都背上经卷与敌周旋，机动灵活性降低，增大了生死风险，《赵城金藏》每每命悬一线。 携经队伍在亢驿村周围的泽泉、马岭、和川山区一带与日寇周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最危急时刻，在过白素村旁的涧河时，既无桥又没船，成为阻拦行军的障碍、关卡。先遣人员用树枝探出一条涉水之道，大家扶持着，鱼贯而行。涉水过程中，大家都把经卷顶在头上，小心翼翼扶牢，生怕弄湿。作为指挥员，史健非要等大家都过完才走。但是后有追兵，刻不容缓，带队的地委秘书长曾远命王洪德强行架起史健两臂过河。 针对日寇的“铁壁合围”，史健总结出“安全险中求”的策略，正所谓“灯下黑”，其实越贴近敌人越安全，也能更快捷地找到间隙、跳出包围圈。几番涉险过关，八路军越来越有经验，生死辗转，经卷终于运抵至沁源县，移交太岳行署保管。 得知八路军抢先运走藏经的消息后，驻晋南日军司令恼羞成怒，大发雷霆，伪山西省长苏象乾也气急败坏地赶到赵城调查。太岳行署牛佩琮主任与刘济荪，安排将经卷藏在沁源县山区的一个废弃煤窑里保存，长达4年之久。 在此期间，大家时而把《赵城金藏》藏入煤井，时而搬出翻晒，如此反复，使《赵城金藏》保存完整。 1946年，日本投降后，《赵城金藏》经卷被运到涉县温村天主教堂，交由北方大学保管，范文澜校长派张文教具体保管，年年晾晒。为防潮，又移存至常乐村一地主家的阁楼上。张文教精心护理，曾累到吐血。后经华北局书记批准，华北政府电令太行行署将经卷分装42箱，由涉县乘小火车到邯郸，再乘汽车到北平，于1949年4月30日运交北平图书馆保存。 《赵城金藏》运到北京，经专家鉴定，认定是海内孤本、稀世之珍。后来，北京图书馆用时18年把它裱糊整理了出来。
《赵城金藏》藏匿在沁源何处？
弘一法师高足丰子恺，1962年创作《琉璃塔》跋曰：“壬寅新秋，客苏州灵岩山寺，妙真方丈夜谈二十年前抢救金刻藏经故事，并索作画……一九四二春三月……八路军队连夜发，抢救国宝为己任。九十担箩装不尽，再包土布九丈零。日寇追兵凌晨至，沁源山中起战争……” 1949年5月14日，北图举办的《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上，程德清（洪洞籍，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后任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说，经卷是1942年转移到了绵上县（即今沁源县，编者注）靠近洪洞、赵城的一个废弃煤窑里的。 向达（北大历史系教授）纂文《记赵城藏的归来》，在1949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中有：“将藏经抢救出来，中途与日寇遭遇，我游击队战士曾为此牺牲了八位，当时拟将藏经送至延安，以道路多阻作罢，就地藏于太行山中……”说明藏经转移到绵上县靠近洪洞、赵城的一个废弃煤窑里。当时拟将藏经送至延安，因为道路多阻作罢，就地藏于太行山中。1941年1月，为加强对敌斗争，沁源县以白狐窑、朱鹤岭一线为南北界，分划成沁源、绵上二县。1946年1月又重新合回。“靠近洪洞、赵城”，是指绵上县的西南区域，在今沁源县的中西部。 洪洞籍的程德清给了藏经处一个大致的区域即“废弃煤窑”，比“煤井”线索更详细。“拟将藏经送至延安”，说明藏经抢救是党中央批准的，藏经已得，能放在大后方延安是最为安全。“藏于太行山”，是把太岳山纳入了太行山范畴。 《赵城金藏》在安泽、古县一带避开了日军的“五一”大扫荡，历尽艰辛、蹉跎数月，于1942年7月前，将经卷用数十驮篓自安泽亢驿村的马岭起，行山中小道走神父岭、管道沟运达沁源中峪店。中峪店村（今称中峪村），时为决一旅旅部所在地，经卷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中一天天度过，期待着前往延安。 确定藏匿经卷于“废弃了的煤窑”的时间，是根据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太岳版）：“新华社太岳分社讯：据确息，赵城佛家胜地广胜寺，为两千余年之古迹，藏有古代经卷四千七百余卷，为古代文化之珍宝。日寇占领赵城后，觊觎此巨经已久，近且设法盗取，为我当地军政民发觉，遂配合精锐武装，并得该寺和尚之助，于日前将该经全部抢救出来，业已转送边区政府保存。”大概推出是7月。 那么，经卷匿在绵上县何处？ 1984年前后，沁县史志办的李国庆为太岳区抗战史之事专访刘济荪。在武汉刘济荪家中，李国庆问起藏经之事，刘济荪说了一些细节：“藏经煤窑在靠近绵上一带，离道路不远，窑口大、能步行进入。” 李国庆后来在沁源黄土坡、才子坪、聪子峪一带寻访，也曾下过一两处老旧煤窑，因缺乏其他佐证材料，遂放弃了对老旧煤窑的查找。 2006年，李万里专程到访湖北武汉市刘济荪家中，此时，刘济荪已去世多年。李万里之父史健，曾协助安子文开辟太岳根据地，先后任中共太岳工委秘书长、沁源中心县委书记、二地委书记等职。李万里与刘的夫人郭刚、儿子刘铁达说起“藏经”等事。郭刚说：“刘济荪只说是在绵上，但想不起来藏经煤窑的窑口，为此‘文革’中还自责写了检查，说是自己的一大罪过。” 慎重起见，在2014年前后，李万里、王箭曾查看过此窑，因与已知信息出入较大，便从疑似藏经卷处中去除。
初步确定水峪村一处煤窑
2017年7月10日至25日，国家图书馆组织的《赵城金藏》寻根之旅结束，依照部分线索，沁源县多人开始了对藏匿《赵城金藏》窑口的查找。 经过实地考证不少人发现，老煤窑能步行进入，符合郭道以北煤层比较厚的特征。
《赵城金藏》运交北平图书馆保存
关于经卷转移出沁源的路线，根据采访刘济荪等人的回忆，专家普遍认定，在历时4年后，1946年7月21日沁县全境解放后，经卷于沁源县（此时沁源、绵上两县已重新合为沁源县）的藏匿地起程，包装为44木箱，经郭道、交口、白狐窑进入沁县，再经沁县进入武乡县到左权县桐峪、麻田，后进入河北省涉县下温，最终到达太行行署驻地。 1949年5月14日，北平图书馆举办了展览和座谈会，出席座谈会者有杨秀峰、晁哲甫、孙文淑、于力、范文澜、马衡、向达、周叔迦、巨赞、韩寿萱、季羡林、王重民、赵万里、张文教、程德清、王冶秋等。 会上，赵万里报告了此经的源流和价值，张文教报告了艰苦守护及运送的经过，范文澜在报告里讲到，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文化遗产，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里，用各种方法保护藏经，甚至牺牲了战士的生命。巨赞法师表示，要发动佛教徒捐献装裱的纸张。晁哲甫要北平图书馆方面做出预算来，以便政府考虑装修。 范文澜（北方大学校长）发言：“1946年即听说冀鲁豫发现一部宝经，彼时抗拒敌人，流血护经，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困难，时时有损失此经之虞。为安全计，1946年经中央决定，指令边区政府善加保护。时成立北方大学，打算将某县的吴道子壁画、蔚县的一二斤重的骨头和《赵城金藏》一并聚于北大，是为边区三宝……派人将此经运抵边区并且牺牲了几个同志……郑振铎曾提到此经，经王冶秋给我看才知其价值，然还不知重视。经赵（万里)、王（重民）两先生提示，才知此经之重要，确为国宝，藏于北平图书馆最适当。” 会上，大家都希望把抢救藏经的经过情形，由各当事人及考证者写成印行。 5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名经4000余卷运抵平市”的消息，副标题是“卫护此珍贵遗产，八位战士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5月3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向达教授的《记赵城金藏的归来》一文。 1957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黄苗子的文章，《一部佛经和八位战士》。 （特别鸣谢《赵城金藏》历史研究专家李万里，原沁县县志办太岳根据地史研究者、副研究员李国庆，沁源抗战史研习者王箭等专家学者，对本文提供的大力支持）
本报记者 吴修明 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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